南海網10月30日消息(記者 杜倬荷)“中印文化就是‘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’的關系。”10月28日下午,印度著名漢學家、翻譯家狄伯杰(Bali Ram Deepak)做客海南大學,為廣大師生帶來了以《與中國交往四十年:文明的相互聯(lián)系必須為未來的合作鋪平道路》為主題的講座。
全程說著一口流利的漢語,從中國“舊三大件”講到“新三大件”,再講到“新三樣”,表明狄伯杰是個不折不扣的“中國通”。他說,與中國的緣分,還要從自己的童年開始說起。
狄伯杰教授做客海南大學。記者 衛(wèi)天豪 攝
從小與中國文化結下不解之緣
狄伯杰的家鄉(xiāng)庫魯是玄奘在《大唐西域記》中提到的屈露多國。小時候,狄伯杰的父親常常會將他叫到跟前,朗誦印度史詩《摩訶婆羅多》和《羅摩衍那》。他隱約記得,其中提到了般度族和阿薩姆王之戰(zhàn)的故事,后者得到了中國人的幫助。
“當時文章里出現(xiàn)了Cheen這個詞,這是我與中國的初識。”他回憶道,后來,他還在無意間聽到了兩首描述中國的民間歌謠,于是,一顆關于漢文化的種子就悄然種在了他的心底。
在高中,狄伯杰選擇了歷史和地理科目進行學習,對中國的歷史和地理也頗有興趣。他從學校的圖書館借到了一本題為《東亞歷史》的書,不但有生以來第一次粗淺地接觸到了中華文明,而且還了解了其對諸如日本、韓國等一些國家的影響。“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了長江、黃河。”他說。
狄伯杰教授做客海南大學。記者 衛(wèi)天豪 攝
真正與中國的接觸,要始于狄伯杰考上尼赫魯大學中文系之后。彼時,該系中國語言文學專業(yè)只有30多名學生,屬于學校的冷門專業(yè)。然而,狄伯杰卻依然選擇以這里為起點,開始了長達5年的中文學習之旅。
學習一門全新的語言難免會有些困難,但在譚中教授、葉書君教授、H.P.羅易博士等眾多老師的指教和幫助下,狄伯杰很快就掌握了學習中文的技巧,以及中國方方面面的知識,尤其是中國歷史、文學、文化等。
1991年至1993年,狄伯杰前往北京大學做了2年的訪問學者,專門學習了文言文、中國古代史和近現(xiàn)代史。“我和我的妻子就是在北大芍園外的排球場上認識的。戀愛關系確定后,我們的話題更多了,我的中文口語也更好了。”他笑著說。
1996年,狄伯杰再度來京,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進行中國文化與文明的高級研究。取得博士學位后,他又在北京師范大學、英國愛丁堡大學和英國蘭開斯特大學進行了深入學習與研究,就這樣一頭扎進了漢文化的海洋。
海大學子與狄伯杰教授進行交流。記者 衛(wèi)天豪 攝
以詩詞名著為媒 搭建中印文化交流橋梁
近年來,狄伯杰翻譯了許多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典籍和古典詩詞,向世界展示中國智慧。他將《論語》《孟子》《四書》、陳來所著的《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》,以及《季羨林評傳》《中外文學交流史:中印卷》《我與柯棣華》等著作翻譯成了印地語和英文,并幫助印度部分出版社出版了莫言、阿來、賈平凹等作家的著作。其中,《論語》最受印度讀者的喜愛。
同時,他還翻譯了元曲《西廂記》《竇娥冤》,清代小說《儒林外史》,以及《紅樓夢》《古船》等作品。其中,《四書》是他耗費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,翻譯時長達13-14年。此書一出版便收獲了許多印度讀者,讓更多印度讀者開始認識中國、走進中國。
除了《四書》,便屬《紅樓夢》的翻譯時長最久,狄伯杰花費了9年的時間才將其翻譯完成。“《紅樓夢》融入了許多中國山水、歷史、人文,還有許多詩詞,這是屬于中國獨特的文化,翻譯起來并非易事。”狄伯杰坦言,好在有現(xiàn)代漢語的釋義作為輔助,讓自己對中國名著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和理解。
在翻譯中國文學作品的過程中,狄伯杰也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:兩國為何要文明對話?
主題講座現(xiàn)場。記者 衛(wèi)天豪 攝
他在翻譯《季羨林評傳》和《中外文學交流史:中印卷》的過程中發(fā)現(xiàn),它們系統(tǒng)研究了兩國之間的循環(huán)式交流,指出印度與中國,是“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”的關系。他意識到,循環(huán)式的交流有著諸多優(yōu)勢。
“循環(huán)式的文化交流史告訴我們,過去兩千多年兩國始終保持文化上的交流,相互學習,發(fā)展并豐富了彼此的文化。”狄伯杰表示,人文交流是一切對話的支柱,也有助于增進各國人民友誼和相互理解。
如今,狄伯杰還擔任印度新德里賈瓦哈拉爾•尼赫魯大學“中國和東南亞研究中心”教授,他透露,現(xiàn)在該校中國語言文學專業(yè)的學生已由當時的30多名增至200多名(含博士生)。
不僅如此,當前兩國青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緊密,有不少印度青年也前來海南求學。“我相信這就是文明對話帶來的良好效果。”狄伯杰表示,希望能通過自己的綿薄之力,以文化搭橋,推動中印關系行穩(wěn)致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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